德育園地

　　
　　如果整個社會的勞動價值觀念不轉變、教育理念與教育制度不調整，再好的教育模式于我們而言，都啟示不了什么。
　　最近，“檸檬水女孩”的故事在美國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。這位7歲的俄勒岡州女孩不久前在集市上售賣檸檬水，但因沒有衛(wèi)生執(zhí)照，被衛(wèi)生管理員驅逐。女孩的遭遇引發(fā)關注，很多人指責當地管理機構無權將小女孩趕走，稱其扼殺了小女孩的創(chuàng)業(yè)熱情。在輿論壓力下，當地地方官親自向這名女孩的母親道歉，并要求衛(wèi)生管理機構在執(zhí)行相關法律時倍加謹慎，鼓勵而非阻礙公民創(chuàng)業(yè)。
　　這起事件也在國內發(fā)酵。有人借此說“城管”，有人借此說教育。在教育方面，議論最多的是給中國教育帶來的啟示：創(chuàng)業(yè)教育要從娃娃抓起。然而，我并不認為這起事件能給中國教育這樣的啟示，大家看完這條新聞，留下的感慨或許是：美國對孩子的教育真不錯，但在我們這里是行不通的。
　　據《南方日報》報道，我國教育部門從2000年起就發(fā)布禁止暑期補課的“禁令”，但是，10年來，雖然每年禁令“三令五申”，卻很少完整地執(zhí)行過。假期對很多孩子來說，比平時的學習還要繁忙，要上各種特長班、興趣班，甚至有的孩子已經患上假期恐懼癥。
　　在這樣的假期里，如果見到有孩子在擺攤、賣汽水、送貨的報道，那多半是針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子女，或者貧困家庭的孩子。報道想傳遞的信息，絕對不是什么創(chuàng)業(yè)體驗，而是揭示這些家庭生活的艱辛。而針對城市家庭的孩子，我看不到一則有關創(chuàng)業(yè)的消息，提高他們能力和素質的是各種“夏令營”。
　　不到萬不得已，我們的家長是不可能讓孩子從小就去體驗生活的艱辛，賺錢養(yǎng)活自己的。大約20年前，有關美國富家子弟從小就在街邊為他人擦皮鞋、在海灘涂防曬油，掙自己的零花錢，以及我國留學生在國外餐館端盤子、洗碗的消息傳入國內，可惜并沒有打動國人。父母教育孩子時常用的話語是：你不努力學習，長大就去掃大街。因為父母不認為掃大街這樣的勞動是值得尊重的，也不認為靠自己的勞動掙來的財富是值得驕傲的，相反，父母認為自己給孩子創(chuàng)造更好的條件，穿得比別人漂亮，吃得比別人好，才是有面子。因此，也就錯過了對孩子最基本的自立自強的教育。
　　另外，在今天的教育體制下，讓孩子去體驗生活、培養(yǎng)自強能力，也被認為是浪費時間。關于開小店，我正好遇到一個類似美國孩子的故事。一個小學生要完成學校布置的社區(qū)體驗作業(yè)，他告訴媽媽，想到社區(qū)門口的小飯店去當小服務員，幫忙收錢、打掃衛(wèi)生。媽媽聽了，十分生氣，對孩子說：“社區(qū)體驗活動，你還當真了，你問問同學去，哪個不是在居委會蓋個章就可以了，假期時間這么寶貴，不抓緊時間，開學就會落后。 ”
　　在勞動尊卑論與教育體系單一的現實中，父母難以從小對孩子進行創(chuàng)業(yè)教育。其實，所謂的創(chuàng)業(yè)教育，說成生活教育、公民教育更合適，它并非單純服務于未來的創(chuàng)業(yè)，而是力圖將公民培養(yǎng)成自食其力、對自己負責的勞動者。如果整個社會的勞動價值觀念不轉變、教育理念與教育制度不調整，別的國家再好的教育模式于我們而言，都啟示不了什么。

　　近年來，隨著錢學森、季羨林、吳冠中、錢偉長等科學文化大師駕鶴西去，一種“大師焦慮癥”彌漫開來。人們追問，為什么在今天這樣的中華民族正在經歷偉大復興的時代里，能夠與前輩比肩而立的新一代大師千呼萬喚出不來？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？
　　對此，我倒想說，第一，我輩看來無望成為大師，但我們至少有機會去創(chuàng)造大師誕生的土壤。第二，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，就在于他們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果。如果我們只是跪在地上仰望前輩，“超越”二字自然無從談起。沒有超越，又何來大師呢？
　　在討論“今天為什么無大師”的同時，不妨想一想，大師是從何而來的？回顧大師的成長歷程，分析其中的各種因素，有助于我們更加客觀地認識“大師現象”，有利于我們以更加科學的方法培育人才，從而為新一代大師的誕生創(chuàng)造條件。
　　大師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師，固然是他們自身稟賦和努力的結果，但從更大的視野來看，大師的產生是社會和時代風云際會的結果。如果生不逢時，那么即使你是文曲星下凡，成為大師的可能性亦不大。錢學森赴美留學之際，正是世界航空航天科技方興未艾之時，時代給了他進入科技前沿的機會；更重要的是，新中國的成立為這些學有所成的海外學子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臺。而這樣的時代條件，是后來者所沒有的。歷史證明，得風氣之先者成為大師的可能性遠高于后來者，因為他們可以做出開創(chuàng)性的工作，而這正是奠定大師地位的基礎。
　　優(yōu)秀的文化傳統(tǒng)是誕生大師的沃土。中國科學界的“三錢”都出生于江浙書香世家，這絕非偶然。以江浙為核心的南方自古就有“耕讀傳家”的傳統(tǒng)，良好的讀書氛圍造就了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的局面。從南宋至明清，秦嶺-淮河以南的狀元占全國狀元總數的70%以上。1000多年過去了，“江南出才子”這句話仍然被普遍認同。有人曾根據教育部出版的中國教授名錄分析，秦嶺-淮河以南的大學教授占全國的69%，說明文化具有強大的繼承性。重視文化、追求學術、勤奮好學的文化傳統(tǒng)在大師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　　現在一提“出大師問題”，相關部門本能的反應就是花大錢培養(yǎng)拔尖人才，這不由得讓人想到“集中優(yōu)勢兵力重點突破”的戰(zhàn)術，但是用經濟和軍事的辦法來處理文化問題，恐怕難以奏效。據報載，為回應“錢學森之問”，各種各樣的計劃、工程正在實施，目的就是培養(yǎng)拔尖創(chuàng)新人才。對照大師們的成長背景和經歷，不難看出，和重點培養(yǎng)拔尖人才相比，營造適合人才發(fā)展的大環(huán)境才是更加重要的。
　　今天，我們能做的是創(chuàng)造適合人才發(fā)展的環(huán)境，并把這樣的環(huán)境不斷優(yōu)化，并傳承下去。有了合適的土壤，種子總會發(fā)芽的。
　　今天，我們總是羨慕貴族。商家做廣告促銷，常常要以貴族做招牌。不過，他們何嘗明白，高貴其實是有代價的。當然，在歷史上，中國和西方國家高貴的代價不同?？纯催@種不同，也是有趣的事。
　　法國人安德烈·比爾基埃的《家庭史》中說，16世紀和17世紀，歐洲貴族限制兒女們結婚、生育，使得貴族數量減少，家庭變小。貴族為什么采取這種自殺式的做法？原來有兩個原因：一是女子出嫁，嫁妝負擔太重，終身不嫁，可以省去嫁妝開支；二是歐洲貴族的財產主要是土地，為保證地產不被分割，就要限制兒子的繼承權和生育數量。這樣，他們就想出了兩種辦法：一種辦法是長子繼承制，由長子一人繼承地產，但給不繼承地產的兒子以受教育的機會，讓他們學一門手藝謀生，或者長子繼承2/3，剩下的1/3由其他兒子繼承；第二種辦法是只許長子結婚，不許其他的兒子結婚，讓他們去做教職。
　　這種限制，《家庭史》中稱之為“高貴的代價”?！都彝ナ贰分姓f：從16世紀到17世紀中葉，歐洲的貴族家中女子終身不嫁的比例提高了4倍。18世紀初，貴族女子不嫁的比例達到25%。在法國，18世紀初，42%的公爵姐妹和重臣的姐妹不結婚，而威尼斯的貴族階層，在17世紀初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數字，貴族家中終身不娶的男子的比例，也從16世紀的18%上升到18世紀的64%。在法國，除了限制結婚之外，還限制生育。17世紀，平均每對夫妻有6.1個孩子，到了18世紀，平均每對夫妻只有2.3個子女。
　　這種情況，在中國歷史上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。中國古代的貴族講究多子多福，為了多生育，一個妻子的肚皮的生產力有限，還要大量地納妾，讓更多的婦女為貴族生孩子。因此，中國古代貴族繁衍后代的速度是驚人的。
　　就說明清時期的貴族。小貴族不說了，只說大貴族，就是皇家子弟。明朝的政策是希望貴族大量繁衍后代的。在紫禁城里面，有一道門，叫做螽斯門。螽斯的繁殖能力很強，高貴的皇族也把自己想象成繁殖能力驚人的小蟲子螽斯，希望皇帝和皇后、皇妃們能夠像螽斯那樣勤奮地交配，頻繁地產子，由此可見皇家希望多子的迫切心理。
　　朱元璋，一介布衣，打下了江山，做了皇帝，他的后世子孫就無限繁衍起來。據記載，到了明朝的中后期，朱元璋的男性后代，成活在世的已經有10萬人左右。如果這些天潢貴胄住在一起，加上他們的仆從，一定是一座大城市。
　　為什么西方的貴族要通過限制結婚、生育來限制貴族的人數，而中國的貴族，卻以螽斯產卵般的速度來無限壯大自己的隊伍呢？這實質上是由貴族靠誰來養(yǎng)活的制度決定的。
　　歐洲的貴族，從祖上得到一大塊土地，祖祖輩輩靠土地過日子。中世紀時期，如果有戰(zhàn)爭，貴族勤王打仗，可以掠奪些戰(zhàn)利品，也可以繼續(xù)得到新的土地封賞。但是，越到后期，貴族的軍事職能越弱化。職業(yè)軍隊興起，土地貴族已經喪失了打仗的優(yōu)勢，他們只有靠土地維持生活。就那么一塊土地，人多，不斷分割，過不了幾代，后代們就會淪為赤貧。因為，他們不得不限制人口。
　　中國的貴族不是這樣的。中國歷史上的制度和觀念中，祖宗打天下流血流汗，后代們坐江山、吃江山，由人民養(yǎng)活天經地義。宋朝和明朝的制度明確規(guī)定，開國皇帝及其兄弟的子孫后世都可以永遠吃國家財政，由國家，其實也就是由老百姓養(yǎng)活?；始屹F族，不管生育多少孩子，都可以從國家得到一份收入。國家財政再困難，也不至于沒有皇室后代的花銷。天潢貴胄的女兒要出嫁，國家要給豐厚的嫁妝；兒子娶親，國家要提供婚房并給予更多的婚禮費用。在這種優(yōu)越條件下，貴族們當然不會限制生育，更不會限制孩子的婚配。如果他們不大量生育后代吃江山，他們就會感到非常吃虧，感到祖宗白打下了江山。為了把祖宗打江山的成本撈回來，他們巴不得變成純粹的生育機器，也巴不得每個人都多長幾張嘴，并擁有饕餮一樣的大胃。
　　數量呈幾何級增長的貴族，是吃垮老祖宗打下的江山的罪魁禍首。他們是天潢貴胄，血管里流淌著祖宗高貴的血液，他們有資格躺在祖宗的功勞簿上吃江山。可是，江山不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，當江山的出產不能填滿他們的欲壑的時候，他們的下場也就可以想象了?？梢哉f，這也是高貴的代價，中國式的高貴的代價。
　　近來讀史，讀到兩個有意思的故事。
　　商鞅幫助秦孝公變法后，秦國國富民強，憑借這個功勞，商鞅很是牛了一陣子。盡管他的變法，惹惱了太子身邊的一些人，然而，有秦孝公這棵大樹靠著，別人再咬牙切齒，也奈何不了他。
　　秦孝公一死，他的災禍便來了。
　　太子的黨羽們告他謀反，于是，新秦王舉天下之力追捕他。商鞅如喪家之犬，一口氣從都城逃到關下。疲憊至極的他，找到一家客店，他想住下來，躲避一時。店主不知道他是商鞅，說：“對不起，這位大人，按照商鞅的法令，想住宿的人如果不驗證身份，就要被連坐的，你不能住在這里?！?br />　　商鞅仰天長嘆一聲，苦??！他沒想到，他制定的律令，最后，竟自食其果。
　　另一個相關的故事，是說王安石的。
　　據說，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后，招致好多罵名。有一次，他和一個仆人相伴，微服回鄉(xiāng)。晚上，住在一個老婆婆家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婆婆蓬著頭赤著腳，趕著兩頭豬出了門外。老婆婆一邊用木勺攪拌盆中的泔水，一邊喊：“啰，啰，啰，拗相公來?！眱芍回i聽懂是在喊它們，一溜煙沖過來。
　　然后，老婆婆給雞喂食，又喊雞：“王安石，來?！睕]想到，她這么一招呼，所有的雞都跑了過來。
　　王安石滿臉的疑惑與不快。
　　婆婆說：“官人有所不知，王安石是當今丞相，拗相公是他的渾名，我恨他，所有以畜牲喚之。”
　　王安石容顏大變，忙問究竟。婆婆說：“我是一個寡婦，已經寡居二十多年了，只和一個婢女住在一起，然而王安石卻要我們出這樣那樣的賦稅錢，出了錢，差役還一樣不少。我養(yǎng)桑麻，全交給了官府，我養(yǎng)豬雞，自己卻從來吃不上一塊肉。說實在的，有朝一日，如果我碰到王安石，我立刻把烹了，以解心頭之恨?！?br />　　聽完老婆婆的一番話后，據說，王安石當下須發(fā)皆白。
　　也許，商鞅和王安石誰也不曾料到，他們搬起石頭，最后，砸到了自己腳上。而且，是如此慘烈。那就意味著，他們搬起的，并不是溫柔的石頭，也不是溫暖的石頭，更不是人性的石頭，既然這石頭，在此刻砸痛了自己，那么，在上一刻，也一定傷害過別人。
　　從大人物回到我們自己。生活中，我們也會搬起許許多多的石頭，這些石頭，就是我們曾經說出的話，曾經做過的事。如果，我們曾經說過謊話鬼話壞話，曾經做過骯臟事卑鄙事見不得人的事，這些石頭，會悄悄地蟄伏在歲月深處，有一天，它會借著時光的風，“咣當”一聲打過來，打傷我們自己。
　　圣·彼得堡和國家俄羅斯博物館是世界上數得著的大美術館。在這兩大美術館里，我驚訝地發(fā)現，除了小學生和中學生集體席地而坐，詳細而系統(tǒng)地聆聽講解之外，居然有幼兒園的孩子們前來參觀。我很納悶，這么小，怎么對他們介紹這些名畫呢?我好奇地靠前去旁聽。講解員是富有經驗的老夫人，只聽她在向小朋友提問：孩子們，這上面有幾個人呀?這件衣服是什么顏色呀?這兒都有幾棵樹呀?我恍然大悟：原來老師并沒有直接向孩子們講解美術，而是從小就讓孩子們養(yǎng)成走進美術博物館的習慣，讓美術館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　　由彼得大帝開始，以后的列位沙皇都是美術愛好者和藝術品的狂熱收集者。在涅瓦河岸邊，在列賓美術學院正前方，有兩尊人面獅身像，石雕，巨大而完整，是18世紀由埃及買回來的。當時沙皇下令責成大臣不惜一切代價購買，可惜遲了一步，被德國人買去。沙皇大怒，結果，是花了雙倍的價格，又由德國人手里買回，放在涅瓦河畔，供全民欣賞。
　　這種魄力，似可稱作“美術建國”。實際上，藝術悟性的潛移默化是非常有力量的。前些年，俄羅斯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，整個社會倒退了多少年。全世界的人都為俄羅斯捏把汗，可是，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，俄羅斯人還是芭蕾舞照看，美術館照去。文化修養(yǎng)有底，一旦政策對了頭，一下子就能翻上來，在整個民族的心理深處，潛藏著很強的自我修復和完善能力。這就是精神文明的力量。